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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与歌：关东的“吉卜赛”

作者:霍长和 分类：音乐 上传者:ZCOM网友

土地与歌：关东的“吉卜赛”
栏目编辑、策划：韩辉丽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文/霍长和
　　　　　　

二人转艺术源于何时，来自哪里？
二人转来自民间，这是毫无疑问的；但其民间性，也给考察它的具体产生时间带来了困难。
李微在《东北二人转史》中写道：“据《中国戏曲志·辽宁卷》编辑部1985年发掘的一份资料载：锦州在雍正年间(公元1723年至1735年)，已有蹦蹦艺人，艺名‘孙大娘’。公元1735年，孙收落魄的少年王蹇为徒，教授竹板、花棍及蹦蹦唱词。常在锦州西关老爷庙戏台、城内天后宫戏台、东关关帝庙土台子上演唱蹦蹦，二人扮成男女，被时人称为‘双玩艺’。此时孙大娘已是暮年，他年轻从艺，当在康末雍初(1723年)以前。”
这是有关二人转最早的文字记载。但有记载的历史，不一定是真实的历史，因为它记载的只是已发掘的东西，至于历史的真实情形，尚等待新的发现。所以，我们只能说，从李微文中记述的1723年算起，二人转已有二百八十年历史。
上文提到的“蹦蹦”和“双玩艺”，都是二人转的别名，二人转还有许多别名，它们是：蹦蹦戏、小秧歌、莲花落、对口唱、对口戏、灯碗秧歌、转桌子戏、半班戏、双艺、双调(音条)、边曲、悠喝、八大班戏、大布衫戏、天平、棒棒戏、春歌戏、地方戏、东北地方戏、二人戏，一人表演为单出头，小戏曲形式，叫拉场戏、地拉场、拉场玩艺、人物戏、秧歌戏、东北秧歌戏等。这其中，“蹦蹦”一名，过去流传最广，但艺人们不喜欢它而喜欢莲花落，他们说：一说蹦蹦蹦，时运就背兴。三天一把火，五天一场病。扎针扎不好，吃药不管用。花了不少钱，差点要了命。要叫莲花落，喜事就来到。出门卡跟头，净捡金元宝。
“二人转”三字最早见于1934年4月27日的《泰东日报》：“本城(奉天，今沈阳市)三道街茶馆，迩来未识由某乡来演二人转者一起数人。即乡间蹦蹦。”该报现存大连市图书馆，发现该报者为辽宁省艺术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胡江。
虽然那时已有了二人转这个名称，但并未传开。据耿瑛介绍，“直到1952年未，原辽东省民间艺术会演时，艺人都反对叫‘蹦蹦’，经王铁夫提议，才改为二人转，不久在东北各地普及，一直传到今天”。

二人转的起源　二人转来自民间，这一“出身”决定了许多事情的不确定性，关于二人转的起源，就有不同说法。据二人转研究专家王兆一、王肯介绍，对于二人转起源的传说，不下十几种：1.青云留下的。2.列国黄花臣留下的。3.周庄王八大朝臣留下的。4.三祥五玉八大怪留下的。5.唐明皇留下的。6.柳道爷留下的。7.孟尝君留下的。8.元朝忽必烈留下的。9.明朝拨民留下的。10.老沙家留下的。11.王母娘娘蟠桃会留下的。(王兆一 王肯：《二人转史论》)在诸多传说中，最具代表性、流传最广的是以下几种：庄王传说、范丹传说以及李梦雄兄妹传说。
下面简单介绍一下最后一种传说。
李梦雄、李桂贞兄妹留下二人转传说较普遍，但情节略有出入。
一、李梦雄本姓齐，因其父被奸臣陷害，全家被抄。李梦雄兄妹逃出，无生路，学唱凤阳歌词。今日艺人好说傻哥、老妹子，即源于此。包头的好用扇子挡脸，也因原是官宦之女，怕见外人。
二、明朝，李梦雄兄妹因家被抄，流浪各地唱《棒打棒》，俗称《蹦打蹦》。
三、“穷人论”第三本中记有《花鼓》的产生来源。《花鼓》中千里驹的故事：“身穿大红衫，罗裙系腰间，身背小花鼓，兄妹挣吃穿。哥哥李梦雄，妹妹李桂贞，二老下世去了，打花鼓为生，热闹之中唱起来。”
四、因为是李梦雄留下的，因此艺人讳“梦”字，叫李亮雄。梦叫“亮子”也源于此。
五、“跑里的”多为老齐家生意。因此竹板才七块。竹子是洛伽山紫竹林的。凡是拿竹板的均为齐家生意。
六、公子刘月豪进京赶考，住孔孟和尚店，因是忠臣之子，太监要谋害他，刘骑千里驹偷逃。恰好李梦雄也住在这里，打抱不平，嫁妹与刘。以后兄妹卖唱进城访刘月豪，留下二人转。
以上为关于二人转来源的传说。传说就是传说，不能以它作为判断二人转来源的正确依据，况且，它的说法那么多、那么杂。
关于二人转的起源，抛开那些不着边际的种种传说，也提法颇多。
比如“单源说”：“秧歌打底，莲花落镶边”；“莲花落打底，秧歌镶边”；“秧歌打底，百戏镶边”。
“双源说”：认为秧歌和莲花落这两种民间艺术形式相结合，再吸收其他艺术形式发展成二人转。
这诸多说法，何者为是？
目前，比较权威的看法是：“二人转就是在东北特定的文化土壤上，东北民众喜爱的民间歌舞秧歌、民歌和民间说唱莲花落合流，在此基础上，又吸收了其他民间艺术形式的多种成分，发展成至今仍有旺盛生命力的独特的艺术形态。”(刘振德主编：《二人转艺术》)

流浪演艺　把二人转艺人喻为关东的“吉卜赛”，这是王肯的说法。这个说法形象而贴切，二人转自诞生之日起，艺人们就像吉卜赛人一样，为了生计，游走四方。
二人转自17世纪末成型，经历了短暂的自娱自乐阶段——那些“高粱红唱手”，农忙，在地里干活，农闲，就唱起来，“演出场地是扬着雪花的场院，冷风飕飕的庙台，肮脏的粪堆，挤挤擦擦的马棚和伙房” (王兆一 王肯：《二人转史论》)。这样的演出不图报酬，只为给穷苦的日子添上些许快乐——自娱，也娱人。
不久(专家称，约在18世纪30年代之后)，出现了职业艺人“四季常青唱手”，他们七八个人搭成小班，开始踏上流浪演艺之路，确切地说，是踏上了用二人转作为手段的谋生之路。
二人转艺人的流浪路线，总的轨迹是从南到北，由西至东。具体说来，他们“农闲时奔粮多的地方；农忙时奔钱多的地方。东北的‘粮道’，是二人转小班流动演出的主要路线。从辽西的黑山、锦州，辽南的营口、海城一带走向辽北的昌图、开原，又到吉林的梨树、榆树、永吉、舒兰，直到黑龙江的呼兰、绥化、双城等地，走的都是东北的产粮区”(《二人转艺术》)。
农村是二人转的诞生地，也是艺人们活动的主要场所。艺人把在农村的演唱叫做“唱屯场”。
“唱屯场”，据艺人们讲，一年唱“三悠”(悠是东北土话，大约等于次、回的意思)，约八个月。第一悠，从正月十五跑完秧歌，唱到三月中旬种地。第二悠，从六月六农村挂锄，唱到八月初一。第三悠，从九月九一直唱到腊月二十九。
演出场地，根据东北农村的气候条件，冬天在屋里，夏天到外面。在屋里演唱，桌子朝东西摆设放在南北大炕之间，在外面唱，有条件的搭个小台子，穷的，就地打个场子。打完场，摆上一张桌(艺人称彩桌)，桌上放服装、道具。桌前是表演区，桌后是“后台”，那里放一条长凳，包头的(即上装、旦角)化上妆，坐在这里打板。桌西桌东两侧各放一条长凳，拉弦的和吹喇叭的坐西侧，唱丑的(即下装)坐东侧。
全安排好了，打通(开场前的锣鼓)，然后开唱。
“唱屯场”，唱几天，给多少钱，事先都和村里写好合同。没人点戏，就随便唱，拿的是合同钱；有人点戏，就按点的唱，额外再拿赏钱。
老艺人刘士德说：“唱屯场有意思。四下一瞅，可热闹啦。这边是卖酸梨的，卖柿子的，一溜一溜小地摊，那边是打金饼的、炸麻花的，一排一排大油锅。戏台四周坐老掉牙的、怀里抱的、刚成家的、没过门的，男女老少，人山人海，大太阳底下晒一天，脸都剥皮了，冒油了，也不肯到路边树荫底下凉快凉快，恐怕误了听一句唱。”(王桔记录整理：《松辽艺话》)
同样是在农村演出，如果是有钱的人家包场自己看，或者几户人家合伙包场一起看，叫作“唱子孙窑”。
由于观众是男女老少齐聚一堂，所以演出时，下装要“紧睁眼，慢张口”，看人家眼色行事，不能唱粉段、出怪相、说脏口。
“唱子孙窑”，除了“包场”，也就是按场算钱外，还可以“点戏”，即点一出戏给一出钱。有时把人家唱满意了，有的也赏“彩”钱。一般，都是唱苦戏赏“彩”钱。
总听人说二人转是农民的艺术，其实，这话并不准确。打着竹板的二人转流浪艺人，走到哪里都受欢迎。
老艺人程喜发说:“除在农村、山沟唱，也到煤窑。在煤窑，艺人不受气。”(吉林省地方戏研究所编印：《二人转史料》)
　　　旧中国的煤窑，简直就是地狱。下煤洞，要好几百磴。在黑洞洞的煤井里，工人们一只手提着“灯虎子”照亮，一只手拄着拐棍，背着煤向外爬。一趟活干下来，浑身上下都是黑的，站在眼前都看不出人形。
煤矿工人的愁肠多，所以特别欢迎艺人们去演唱。他们好点《劈关西》、《十字坡》一类的光棍曲，听英雄好汉的故事。也愿意听《王二姐思夫》这样牵人情怀的戏。工人性格质朴，从不掩饰自己的感情，唱乐的，他们跟着笑，唱苦的，他们陪着流眼泪。艺人唱苦戏若是不流泪，他们就生气，甚至不给钱。
“唱煤窑”，有时矿上出钱，有时工人们自己凑钱，有时矿上和工人一边拿一半。不管什么方式，都不少给。
工人们真是特别喜欢听艺人唱，有一次，刘士德在一个煤矿竟连唱了四十五天。
与“唱煤窑”情形相近的，是“唱金场”，就是为掏金工人演唱。
据《宽城随笔》记载：“夹皮沟金矿，距省485里，距县治215里，沟长不及3里，宽不及20丈，清光绪二十年间盛产金沙矿，至四五万人，此一隅之地，当时有剧场两处，晨夕演艺，民间交易辄以金沙为通货，购一果品动出金钱许，故四方商贩闻风来集。”（《二人转艺术》）
这里说的是吉林，这样的金矿，在黑龙江、辽宁也有。
像煤矿工人一样，掏金人也很苦，工人一下洞，身子一折三层，手里拄着拐子，背着口袋，四肢着地爬行。累死累活，经金场把头、段长盘剥，一年下来，也剩不下几个钱。
可是，他们却一点也不小气，看戏大把大把赏钱，刘士德说，在后边的挤不上前递钱的还急够呛。
所以，“唱金场”是艺人眼中的“好活”，收入多，有时还给金砂。
掏金工人出手大方，对艺人也亲，程喜发说，“不光在场子上他们欢迎我们，唱完戏还交朋友，唠知心话。不少掘金的工人对我说：‘兄弟，我们都是穷哥们，艺人还比我们强，我们好比都是雀，可是你们在林子里飞，我们在笼子里受罪，一下坑，如同下地狱，尘土蒙上脸，真成了鬼。’说完掉泪。尤其是在年节，他们更想家，有我们一唱，总算给他们添点乐趣”。
工人们十分依恋这些为他们灰暗的日子带来一点亮色的艺人，刘士德回忆，一次，他们在黑龙江宝庄县托腰子金场演出，唱到第三天，二十里以外的石头河矿就来接他们了。托腰子矿的人一看急了，说，我们还没看够呢!不能走!来人无奈，只得回去。过了两天，石头河的人又来了，这次是段长亲自出马。段长用哀求口气说：“让他们上我们矿唱几天吧!我们那工人急得蹦高，活都干不下去了。”托腰子矿的人看人家说得情辞恳切，才答应放艺人走。
到那一看，好家伙，给艺人的住房新糊了棚，还杀了一头大肥猪，并且请来两个大师傅，天天变着样给艺人做好吃的。第二天一早演出，简直人山人海，有个老太太把鞋挤丢了，也抢不上槽，急得她下午连忙把艺人请到家里，听了一出《吊孝》才心满意足。
在这个矿，艺人们连唱半个月。
“唱大车店”，也叫唱店房、唱轮子窑、唱寡妇店。
据黑龙江省二人转史志记载：“安达北有老虎岗，那地方有条大禹路，几十里；从安达往北有拉哈尔、双阳、三站、齐齐哈尔；由齐齐哈尔往北往东有宁年(即富裕县)、依安、克东(克山和北安)；由克山往南有拜泉、明水、青岗、兰西；由北安往南有海伦、望奎、绥棱、绥化、呼兰到哈尔滨等地。据说沿途有48个客栈(即大车店)。那时北大荒出粮食，各县村屯的大车都到县城赶集、送粮，一路上都要住店。”仅黑龙江一省就有48个客栈，加上辽宁和吉林(数字不详)，数字就十分可观了。
这样，大车店成了二人转艺人的好去处。老艺人刘士德说，旧历八月十五至腊月中旬，农村忙着卖粮，白天大路上车马不断；夜晚大车店里熙熙攘攘，是唱大车店的黄金季节。
民国年间，他和李青山、刘玉成、徐大国、王春等在一个屯子唱大车店。下午四点多钟，大车都进店了，按当时的规矩：上装开始包头，下装帮着店里做饭、洗碗、端盘，侍候桌子。车老板子吃饱喝足，上装的头也包好了，把桌子一撤，艺人们下场演出。
开始，先要说几句口：“掌包的南走一千，北走八百，什么样的好戏没看着过？!唱好唱赖，求多多担待。明早起来，车走平川路，开船得顺风；阴天卖白菜，越卖越支棱；朝哪走哪平乎，往哪去哪顺溜。一顺百顺，开板就唱喽!”
然后开唱。
头一出唱完了，掌柜的说：“哪位掌包的，捧一出吧!”“好，捧捧。”起来个车老板，点了徐大国和刘玉成的一出《西厢》。
车老板子不大注意听词，有学问的词更不得意。他们说：“赶车跑了一天，颠了一道，晚上看戏，就是想乐呵乐呵，解解乏。”所以，给他们唱，要多加“口”，多出“相”，怎么热闹怎么来。
徐大国的“口”和“相”也真叫绝，看得车老板子连叫好带跺脚。一直唱到后半夜，也不让停。弄得善良的赵掌柜直喊：“快收拾了吧!明天还得赶路哪!”老板子们仍不肯罢休，高声嚷嚷着：“不怕，俺们看这玩艺儿不觉累。再来一出!”
直唱到东方放亮，老板子该套车上路了，才算拉倒。
一夜不睡，花钱看二人转，他们的瘾有多大？!
唱这一宿，名声传开了。第二天傍晚，就看着大车呼呼地往店里赶，好家伙，住八十人的店，竟进来了一百四十多挂车。把大车店老板乐的，给艺人们又是打酒，又是割肉。
在大车店，主要是晚上唱。有时，白天也能唱一气。所以，“唱大车店”，挣钱多。
“唱棒槌营子”。棒槌营子就是挖人参的地方。“营”房都是用大圆木楞挟的，里外摔上泥，上边再用野草一苫。一个“营”，住三十多人，东北的，关里的，哪来的都有。
他们一年四季都住在山上，一般二三年才能回一次家。有的回去就不回来了，有的根本没家，无亲无故，这样的人就在山上过一辈子。
山上的生活非常单调，二人转艺人一去，他们高兴得要命，唱啥都行，只是别唱悲的、苦的，一唱这些，他们就想家。
二人转艺人长年走南闯北，走的路多，遇见新鲜人、新鲜事就多，程喜发在“唱棒槌营子”时，就遇到过两件让他难忘的事。
有一次，他们在店里唱，忽然进来一个身穿破棉袄，肩背采蘑菇花蒌的山东人。晚上开唱，观众不过二三十人，点两出没人点了。这个山东人说：“没人点，俺点一出。”戏班有人看他破衣烂衫，不会出钱点戏，就用暗语说，别让他点。势利眼的店掌柜干脆一点面子也不给，说：“你别点了！”那人不急不火，说：“不明白什么戏好，山沟太闷屈，唱什么都爱听。”艺人们唱了一出《双锁山》，他还点，有些人不愿意唱。他一连点了七出，艺人们只得唱七出，唱得十分勉强。唱完了，有人说风凉话：“看掌柜的管谁要钱去！”这人话音没落，那个山东人掏出一堆钱来，一出给两元。这下掌柜的傻眼了，慌忙上前倒茶点烟陪笑脸。
原来这个山东人是“棒槌营子”的把头。听他说山里人很想看戏，程喜发他们就进山了，为挖人参的人唱了一个多月。
这件事让程喜发明白了一个道理：在江湖上走，不可以貌取人，看人下菜碟。
在长白山，程喜发看见过一个奇怪的人家，用树皮盖的房子，里边住着的人，被人称作“老洞狗子”（是侮辱人的话）。这种人几乎与世隔绝，在山里自给自足。
程喜发进屋道了一声辛苦，主人让他坐下，也不说什么。程喜发问：“大爷贵姓？”他说：“姓杨。”程又问：“几口人啊？有老伴吧！”他笑了笑说：“有老伴啊！它总也不离我，在屋里看不见，出去就看见了。”程明白了他的意思。程又说：“就一个人住在山里不闷吗？”他说：“住长了，一样活！”他好像怕程喜发没完没了地问下去，就反问道：“你们是放山的吧？”程说：“不是，我们是唱戏的。”他听程这么一说，很高兴，忙说：“住下吧！我这回可得乐一乐。”随后又说：“我不少年没吃饺子了，包饺子吧！”他出去到小山坡上取来几块野猪肉和狍子肉，肉都装在桦皮蒌子里，又舀一盆面，这面是用他自已种的麦子捣的。
吃过饭，他说：“你们哥几个太累了，不然唱几出多好！”程喜发们说：“唱吧！不累。”晚上，点起明子就唱，连唱三天。这老头乐坏了，程喜发他们要走，老头给他们拿了不少烟土。他又商量说：“我还有一家邻居，离这不远，才六十多里地，你们能不能多住几天，我把他们接来也看一回戏。”程喜发他们答应了下来。老头在林子里牵过一匹马，骑上去走了。第二天，接来一个老头，一对小夫妻和两个姑娘。男的穿鹿皮衣，女的穿布衣衫，头戴蚊帽，头上顶一个“老牛干”（山里的一种蘑菇，烧起来可当驱蚊烟）。又唱了三天，才放程喜发们走。
这种人就是老洞狗子。程喜发在同老头的闲聊中得知，他是被逼到山里来的穷人，在山里隐姓埋名，仗着挖参、种地、种大烟、打猎维持生活，有时下山换些日用的东西。他打算一生都活在这里了。
走在离开这里的路上，程喜发们感叹：这些人虽苦，却不受地主、官衙欺压，比艺人还算好些。　　

“唱大烟市”。二人转艺人为生活所迫，走到哪儿唱到哪，不分场合和地点，有时，明知某种场合容易招来麻烦，也得硬着头皮往里进。
大烟市就不好唱，那里观众成分复杂——胡子、兵痞、耍钱的、要饭的、做买卖的、种庄稼的，啥人都有。在这种场合演唱，稍不留意，没准就把谁得罪了。处在社会底层的二人转艺人，敢得罪谁啊？!
所以，演唱时，唱词尽量不加“海篇”、“野词”，说口也挑那些谁也磕不着、碰不着的，如：

各位老哥老弟，来到大烟市，耳不聋眼不花，越干劲越大，一点不觉乏。多分广土多挣钱，顺顺溜溜回到家。先看二老爹娘，再看孩子他妈，二人见面……

随后，得来点粉的，不然，观众不买帐。
一段唱一个钟头，到点打住，把碗往下一放，这时，东家张口了：“江湖人唱唱不易，诸位开开赏吧！”于是，观众就给赏。都是赏大烟。凑够半碗，接着唱下段。一宿唱三四段了事。
这里说的是晚上唱烟棚子（即割大烟的人住的席棚子）。白天唱，叫“唱局“。“局”，都是并排两间席棚子，一个棚子里押宝，一个棚子里唱。“唱局”，可以随便唱，谁进来看都行。局散了，就不唱了，赏钱由押宝赢的最多的人掏。
局掌柜的都愿让艺人去唱，因为一唱，锣鼓家什一响，就把人吸引过来了。人一多，进来押宝的也就多了。
如果割烟的人手少，艺人们白天就不唱了，而跟着人家到地里去割大烟。割一天大烟比唱一天戏挣的还多。

如果说“唱大烟市”是硬着头皮，是不得已而为之，那么“唱胡子窝”，则完全是出于被迫——误入或不巧进了胡子窝，唱也得唱，不唱也得唱。
有一年，程喜发一个人背着竹板走，途中遇见了胡子。他知道这些人不好惹，急忙上前道辛苦。那胡子果然厉害，张口说：“你没听说山沟胡子不开面吗？”说着，把他领到沟里，逼着他唱。程喜发哪敢不唱，只得在小河沟里洗洗脸，把小镜子立在河沟旁，上完装一个人给胡子唱。一边唱一边还得注意不要唱出胡子忌讳的话来。
程喜发运气不错，不但没惹胡子生气，还把他们唱高兴了。胡子还给了他三片茸角。
李青山也遇到过胡子。有一年，他跟着师傅到山里去演唱，走到一个叫作黄松甸子的地方。一进屋，见没有人，就自己动手做饭吃。饭后刚要走，从外面回来一个人，看样子有四十多岁，一副农民的打扮。那人说：“你们是干啥的？”李青山他们连忙说：“我们是找大爷赏碗饭吃的。”那人说：“那就呆在这儿吧。”说完，他又走了。
原来他们误入了胡子窝。
这里白天不见人，一到晚上就热闹了，一来就是好几十人。这群人，有的带七星子，有的挎六轮子，有的拿铁公鸡（以上都是土匪用的武器）。当天晚上，李青山和师傅一块唱了《禅宇寺》。唱到马国母做梦的时候，没等他唱到第二句，师傅朝他递了个眼色，然后他接过去唱道：“城外的肥猪城外赶，个顶个都是逃命的。”（原词是：“城外的肥猪城里赶，个顶个都是送死的。”）一个老头听了，高兴地竖起大姆指说：“我就等这个节骨眼呢，看你怎么唱这句词儿；好啊，是个江湖。”
事后，师傅对李青山说：“有活道江湖，有死道江湖。什么地方什么唱法。不能死唱，要活唱。你没看见吗，这是一帮胡子，你若是把他们得罪了，咱还有好吗！”
李青山的师傅用经验、用机智救了他们自己，如若真的按原词唱，犯了忌，惹火了胡子们，等待他们的是什么，就很难说了。
不过，胡子也是人，有时候撞上了他们，也并不用怕――如果你不伤害他们，他们也不会无缘无故伤害你，非但如此，有时还会显示一番江湖人的豪气。
刘士德有一次在树林里遇到了两个拿枪的人。他一看知道不好惹，就坐在原地不动弹。他们走到离刘士德四五步远的地方，把枪一摆，说：“把手举起来！”刘士德一伙人都把手举了起来。有人厉声问道：“干啥的？”他们答道：“江湖人。”“江湖人？”高个子胡子凑过来，把他们浑身上下搜了一遍。一看除了一把琴、一副板，啥也没有。那人说了声：“嗯，真是江湖人。”就把手中的枪放下了。矮个子胡子说：“能不能请几位江湖人上山唱几天？”刘士德他们忙说：“可以，可以，唱几天都行。”说罢，跟着两个胡子走了。
据刘士德回忆，那个胡子窝一共十多人，大枪小枪都有，他们的穿戴和普通人一样，梁子（掌柜的）有三十多岁，对人挺客气。梁子说：“你们是江湖人，我们也是江湖人，只隔一道江，绝对不能有不方便。”接着就请刘士德他们抽大烟。刘士德他们解释，抽这东西犯行“禁忌”，才算拉倒。
过了一小会儿，出外做买卖（即下山做案）的三三俩俩地回来了。这天，他们一共绑了三个票，还牵回一匹马、两口猪。梁子乐了，说：“算你们江湖人命好，有口头福。”随后，他吩咐手下人捅了一口最肥的猪，大碗酒大块肉往刘士德他们面前端。
吃饱喝足了，梁子冲刘士德一行一抱拳，说：“诸位哥们，辛苦了！玩一出咋样？”刘士德他们就一个唱上装，一个唱下装，一个打板，一个拉弦，就地唱了起来。
“在这唱，得注意：凡是有一点赞扬官府、官兵的段子，一律不中唱。他们最得意‘梁山好汉’一类的戏；得意听官府败、义军胜的事”。
他们点的《卖线》。唱着唱着，弦断了，接上不到五分钟，又折了。“姓华的胡子扒着我耳朵小声说，‘快告诉那个拉弦的把弦松点上，好听赖听不要紧，千万别再折。俺们最忌这个，不吉利’”。
刘士德四人一气唱到半夜，梁子又张罗吃了点夜饭，睡觉时天都快亮了。
白天胡子们出去“做买卖”，晚上回来听唱。
“在这儿不行乱说话，更不许随便打听事。稍不注意，就该引起人家的怀疑了：怀疑你是官府派来侦察情况的，那可就麻烦了”。
他们不露真名，全报“山头”。梁子的“山头”为“北国”。他们人人有“山头”，像艺人的艺名似的。
他们相互之间，用黑话交流，“和艺人的行话不一样，咱听不懂”。
临走，胡子们给刘士德他们拿了二百块大洋。分手时，梁子又一抱拳，说：“兄弟们，瓢紧着点。”瓢即嘴，“就是不让我们对外人说他们的情况”。
除了上述场所外，二人转艺人还“唱江道、唱船口、唱网房子”、“唱铁道线” “唱营房”、“唱马场”、“唱打瓜槽子”等，不再尽述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二人转艺人在游走四方的过程中，有时还会走进东北的一些大城市。在那里，他们“或打板‘串巷子’，有听唱的人家就进去唱一段；或在说书馆里‘拣板凳头’，说书一停急忙接着唱几段；或在热闹处‘撂地’，随时集人听唱；更有一批小班进城市茶馆茶社演唱，使二人转为了适应并征服城市观众逐渐有了一些新的变化。这种观众与场地的变化，不仅使二人转的演出方式有变化，比如每场演四个段子，每个段子40分钟左右，而且在审美情趣等方面要适合市民口味，甚至多了一些更加庸俗的东西。但在唱功等方面有了更高的要求，唱不住观众存不住身，也磨炼了一些演员”。（《二人转艺术》）